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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绮青:一腔抱负一曲江湖 一缕乡愁一手好词
李绮青画像
清末民初时,惠州有这么一个才子:他才华横溢,一手好词惊艳寰宇,被誉为 “岭表词场之射雕手”;他满腔抱负,廉勤从政却得不到世人认同;他客死异乡,一缕乡愁跨越不了时代鸿沟……总之,他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褒扬和争议的人物,让后人对他的认识从来没有清晰过。
李绮青 (1859~1925年),字汉珍、汉父,号倦斋,惠城区桥西都市巷人。他在清光绪十六年(1890)考中进士,踏足仕途20余年,官至吉林宁安知府。由于他身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时期,记载他生平的文字史料散见于各种民国期刊、奏折公牍,后人难得一见,以至于人们一谈起李绮青时,只知道他在文学上的成就,而对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却一知半解。本报记者力图在史料考据上有所突破,向读者展示一个更加形象丰满的李绮青。
丰湖翘楚 踏足仕途
李绮青出生的年代,恰恰是广东词学达到最高峰的时期。清咸丰九年(1859),与李绮青有密切联系的江逢辰、梁鼎芬,以及在广东文坛上享有盛誉的汪兆铨、伍延鎏都在这一年出生。
李绮青出生时,历史的脚步已经跨入近代,广东率先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。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,时局每况愈下,置身其中的士子不能不为之忧心忡忡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李绮青以词抒怀,走上文学的道路,是有其必然因素的。
据民国《惠阳县志》记载,李绮青祖籍梅州兴宁,因先祖经商于归善县城,遂落籍惠州。到了清末,李氏已成归善书香望族。都市巷25号被市文物部门认定为李绮青故居,无论从建筑的外观还是屋内的雕花装饰来看,这座古宅算得上是豪宅。
李绮青天资聪颖,弱冠之年即拔贡,成为惠州士子的佼佼者。清光绪十二年,正在丰湖书院求学的李绮青遇到良师梁鼎芬。梁的处世原则,影响了李绮青日后的政治取向。
梁鼎芬是终清一代绝无仅有的“从九品翰林”。他21岁中进士入翰林,却因光绪十年(1884)上疏弹劾李鸿章被罢官返回家乡广州。当时主持粤政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,他赏识梁鼎芬的才名风骨,聘其主讲丰湖书院。就这样,梁鼎芬于光绪十二年(1886)来到了惠州。
梁鼎芬任丰湖书院山长 (山长即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)前后不到两年,但足以影响惠州士林的一代文风。据他的门生许寿田的忆述:当时惠州“士习固陋,风气未开,先生(即梁鼎芬)思有以启迪之。进院之日,告诫诸生,勿只重帖括,要向远大处想。”梁鼎芬对晚清官场政治的腐败和士气的孱庸深忧疾愤,欲以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的文章道德气节倡导诸生。李绮青作为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高足,和江逢辰一样,始终不忘梁鼎芬的谆谆教诲。
光绪十三年,梁鼎芬调任端溪书院,离开惠州时特意携带得意弟子十人随往。在端溪书院,梁鼎芬定章程55条,对生徒要求甚严。次年,梁受张之洞之聘到广州广雅书院担主讲,亦不忘将这十人带到广雅书院。这十人,就是惠州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 “丰湖十子”,李绮青就是其一。光绪十六年(1890),刚中举人一年的李绮青不负师望,考中进士,踏足仕途,终于可以一展胸中抱负。然而,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。
倦斋吟稿
年富力强 刚正不阿
李绮青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差事是赴福建任安溪县令。据《光绪朝批奏摺》记载,李绮青的到任时间是光绪十七年(1891)七月初三,“捐同知衔,委署安溪县事”。他在安溪的时间长达4年多,是他宦海生涯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。在李绮青所著的《听风听水词》中收录了近10首写于此时的词,不少是下乡考察时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,由此可以看出李绮青的勤政。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正月,由于惠安县知县唐志燮办理案件时措置失当,被开缺留省,而惠安县东临台湾海峡,历来是海疆冲要之地。为了尽快调遣能干之员接任,闽浙总督边宝全第一时间想到的人选就是李绮青。边宝全在《奏为拣员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恭折》中说,李绮青“年力富强,才具稳练,于海疆风土民情较为熟悉,以之补授惠安县知县,洵堪胜任”。这可以看成是对李绮青在闽政绩的首肯评价。
是年二月,李绮青补授惠安县知县,五月初一到任。由于史料的不足,李绮青在惠安的政绩尚不明确。但从民国《惠阳县志》的记载中,我们还是能领略到李绮青刚正不阿的性格:“惠安、安溪两县,县号难治,而剔蠹抚民,虽长官不阿,至今称之。”事实上,李绮青在惠安的任职时间也不长,次年九月,他就因祖母病重而开缺回籍守制,在惠州呆了整整三年。
李绮青在福建为官7载,历署安溪、同安、龙溪、惠安等县。在这7年时间里,他虽然得到要员的青睐,但在庞杂的官僚机构里,要升迁又谈何容易。另一方面,他在福州认识了张景祁、冒广生、戴凤仪等文人骚客,填词的功夫日益长进,文名远播。冒广生客居福州之前,早已知悉李绮青的大名。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十二月,李绮青结束守制,赴吏部投供候选。所谓投供候选,即候选官员将得选缺时,按吏部规定日期报到,亲笔书写履历单,呈交吏部文选司,以待铨选。在腐败的晚清,这一候选制度可不简单,倘若没有跑动关系,很多官员等到头发花白也没能等到一官半职。李绮青则因为在惠州三洲田“土匪”肃清案中有“出力汇保”之功,有“应升之缺升用”的筹码,才得以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十一月分发到直隶武邑县知县一职,光绪三十年七月到任。
推行新政 出人意表
重新回到知县的位置上,李绮青又展示出精力旺盛的强人风范。据清宣统元年(1909)《政治官报》中的 《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理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以李绮青补绥芬同知折》,武邑县“号称难治,盗风最炽”,李绮青“勤于缉捕,创办巡警,严定章程,未逾起年,萑符(指土匪和强盗)屏迹”,“人皆以为能”。除此之外,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也是李绮青在武邑县施政的一大亮点。光绪三十年出版的第一期 《直隶教育杂志》上收录了《武邑县李令绮青拟办高等小学堂情形禀并批》一文,可知李绮青所办的学堂规程完备,经费充裕,成绩昭然,为督臣所称奖。这个督臣,不是别人,正是袁世凯。
袁世凯对李绮青的青睐,应当始于李绮青任武邑县知县时。李绮青在直隶迁职频繁,在宣统元年之前还担任沙河、鸡泽、大名、东明、安肃等县的知县。每到一处,他都积极奉行袁世凯的清末新政。据民国《惠阳县志》记载,袁世凯“厉行新政,虑有捍格,令绮青条陈编订,遂皆推行”,可见李绮青俨然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。见载于《北洋法政学报》的《鸡泽县李令绮青上袁宫保条陈新官制禀文》可充分证明这一点。
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清末新政,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宪政改革,主张朝廷实行立宪,而直隶州县的基层官员在宪政宣传中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李绮青在日常工作之余,也积极学习西方宪政书籍,不时向直隶总督建言献策。据考证,直隶省的一些司法改革建议正是来源于李绮青。在《北洋公牍类纂》一书中,李绮青有关这方面的建议至少有三条,其中最为显著的是《鸡泽县李令绮青禀陈司法改良管见文并批》。李绮青提出了司法与行政必须分离的高见:“必法政分离,此后则行政不杂而法权始尊。”他还对直隶司法界存在的问题予以条陈,认为:“知府仍据长官一级,臬司犹未直接法部”,这样会造成一系列恶果,最明显的莫过于“欲清讼而讼日滋也,此犹府县未分治之弊也。……奉行之官至有时无所适从,此亦司法不能独立之弊所致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,李绮青已经认识到在司法改革中,司法行政体制的建立健全尤为重要,正是由于司法与行政的职能未分,才导致了司法改革的重重困难。
又据《调署鸡泽县李令绮青禀拟裁衙役参酌司法改良章程文并批》,李绮青的另一精彩建言是精简裁汰冗员蠹吏,被袁世凯认为 “多有可采”。李绮青将这些冗员划为三等:“性情狡猾习染最深者锄而去之;老弱无能身有烟癖者汰而去之;此外年力尚壮谨饬少过者酌量留用,倘仍破坏法律,随时革除。”这样的做法既达到了裁汰冗员的目的,又照顾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,没有因为改革力度过大过快而出现“操之太蹙,转蹈川壅溃防”的局面。可以说,李绮青的这一建议是有很强的操作性的。禀文最后,李绮青不忘谦虚地说:“卑职初任闽南,继官北直,经历八县,偶有经验,不敢自是,是否有当,伏乞钧裁。”一个善于剪红刻翠的词人能有如此超前的见识和谦虚的态度,这是出人意表的。
出关塞北 黯然辞职
李绮青在直隶的出色表现,引起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关注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九月,徐世昌委托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朝廷,让李绮青升任绥芬厅同知。陈昭常在奏折上说:李绮青“学识优长,操守廉洁,服官南北凡二十年,历暑繁要,所至有声”,调来吉林 “欲畀以事权,以展其才”。
宣统元年四月,经吏部批准,李绮青北上吉林。据民国《惠阳县志》记载,“当是时,东邻(即日本)虎视东三省,俄又自西伯利亚筑铁路横贯之”,时局阴云密布。1909年10月26日,一场瓜分中国的日俄秘密会议在哈尔滨举行,日方的代表是当时日本派往朝鲜的统监伊藤博文。就在这一天,曾经强迫清政府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车站。伊藤被刺后,日方迁怒于中国,“移尸诿御,责言交至”,两方剑拔弩张,大有开战之势。这时候,李绮青临危受命,“率兵驰勘,据约力争”,消弭了一场战乱,立了头功。
当过了11个县的县令的李绮青,终于在这一年乘着绥芬厅升绥芬府,绥芬府又改宁安府的东风,当上了宁安府知府。不过此时的他心情并不因升官而愉悦,因为在这一年的闰二月,他的妻子陈氏病逝。对他来说,这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创伤。李绮青在《高阳台》悼词自引说:“余羁绁塞外,贫不能归,触景生悲,万感交集。”为官廿载,兢兢业业的李绮青竟“贫不能归”,这也是出乎常人意料的。
一来受爱妻病殁的打击,二来有感于时局的颠簸,李绮青在诗词创作上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。在宁安时,他修筑忆槎亭来怀念顺治年间的爱国诗人吴汉槎,并作《忆槎亭记述》:“西风怀人,因斯作亭,匪惟自伤,离索盛衰之感,尤不能置矣。”此时的李绮青,已经有遁逃宦海之意。宣统二年四月,他向吉林巡抚陈昭常递交了辞呈。这封用骈文写的辞呈被民国 《宁安县志》所收录,名为《李前太守绮青上吉林陈巡抚辞职禀》,文中有“江湖梦远,勿能再做衙官……宦迹离合,两戒已穷,世俗毁誉,一言以弊”的语句,一代才子的复杂心境,尽在其中。
说到“世俗毁誉”,不能不提李绮青在直隶沙河县执政时所发生的一件事。据《沙河市志》记载,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李绮青因为增收地赋钱粮,激起民愤,使得上万群众到县城请愿。这件事让李绮青落了个千古骂名,当地流传下了《沙河洪堂》、《光棍回官》、《放光棍》三首挖苦他的民谣。说他暴君的有“可恨李知县,官逼民心变”,说他贪婪的有“银子六十两,放你回白塔”,说他献媚的有“见了袁世凯,一等大体面”等等。这些民谣,想来李绮青也是知道的。清末新政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,无异于泼了李绮青一盆刺骨的冰水,他还会留恋官场么?
“世俗毁誉”之二,可能与李绮青的爱妾何氏有关。何氏是广州青楼女子,坊间传说李绮青在广州读书时留恋于何氏处,竟将赶考的盘缠花光。何氏知道后以金镯助他上京,李绮青当即立誓高中后回来娶她。后来,李绮青果然高中,并不管社会的眼光和世俗评价,履行诺言迎娶何氏,成为佳话。
旅居京华 凄凉病逝
虽然李绮青在四月辞职,但他一直到次年春才离开东北。宣统三年四月,出关后寓居京城的李绮青又迎来一次沉重打击:继爱妻陈氏去世后,爱妾何氏也香消玉殒。这还不算,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,清廷覆亡,李绮青更有禾黍之悲,不能自拔。民国元年(1912)二月,隐居天津的李绮青受旧北京政府之官绅的邀请,共和政体研究会,但很快就了无兴趣,再次退出乏味的政治圈,过上了“观荷命酒,风流佚荡”的日子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年他回到惠州,为去世的祖母守丧,在家乡度过了除夕和春节。在他所著的《倦斋吟稿》中有《除夕》一诗:“十年远宦迟归计,万里麻衣返故居。散落遗民兵燹后,萧条破屋雪霜余。”这时的李绮青,已经以遗民自居,这也应该是李绮青最后一次回到惠州。
据民国三年 《政治官报》的《第三届核准免试考询合格知事分发单》显示,李绮青以前清进士的身份,得以免试分发直隶省任职。但是从惠州返京之后的李绮青并没有领这个情,他固守在京城寓所的皓鹤亭,过起了前朝遗老的“孤独”生活。
李绮青的晚年是凄凉的,他只能是卖文为生,更多时甚至要依靠女儿卖艺供养。尽管如此,李绮青的文人秉性却没有消除。有一次他向朋友借了三百金度日,经过一书坊时,竟以大半购书而归。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,李绮青在京城有着层次很高的文化交际圈,如支持袁世凯登基的张伯桢、与邓承修齐名的清流干将陈宝琛。这些清季遗民,为坚守气节而避世做遗老。社会大变局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价值的失序,使这些坚守旧传统的读书人感到迷惘。在新的体制中他们找不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切入点,他们无法适应新的时代,他们的结局似乎只有一个,就是被滚滚的历史洪流所淘汰。
张伯桢决意归隐田园时,作《篁溪归钓图》以志其悔,一时间京城里的数十位文化界名人为这幅画题词,李绮青也不例外。他的题诗有这么一句:“故乡风景羡罗浮,不作山棲竟枕流。想是丹邱犹有劫,不如安稳在渔舟。”并自注:“辛亥间,民军起,罗浮名刹焚烬殆尽,故及之。”这首诗,流露了李绮青深深的乡思,而那一句短短的自注,更见出他对乡邦文化未来命运,充满了惶惑和忧虑。
民国十四年(1925),怀抱着“草间偷活”之痛,以及深沉的思乡之情的李绮青在北京病逝。他身后萧条,丧葬费还亏得当时的教育总长梁士诒资助,直到1929年才归葬西湖。他的侄子李煦寰(后授陆军中将)当时正在法国留学,越洋寄联哀挽道:“兰成老去尚天涯,最怜麦秀余悲,独向词章寄孤愤;丁令归来失华表,独愧缥湘事业,惭无才调继前贤。”——— “老去尚天涯”,确能道出李绮青晚景凄凉,有乡难归的窘境。
他留给后人的《听风听水词》和《草间词》,一直用离愁别恨、悼古伤春的词句,描述着自己九曲回肠的一生。